直感判斷力：懂得儒學的心之才能
作者：謝遐齡
來源包養網單次：《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三日丙午
耶穌2020年8月31日
摘要：牟宗三以康德實踐感性解說儒學是一錯誤思緒。“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表白孟子以共通感論述理義來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兩用“悅”字,證明應當以直感判斷力解說孟子。剖析朱子、陽明的一些言論證明以直感判斷力解說儒學則若合符節;并引述康德關于判斷力的相關學說、伽達默爾對康德的批評支撐上述論點;從而主張,中國品德哲學宜以直感判斷力來解釋。
關鍵詞：孟子；儒學；實踐感性；直感判斷力
一、牟宗三誤讀孟子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書引述程明道下述言論：“明道告神宗曰：‘先圣后圣若合符節。非傳圣人之道，傳圣人之心也。非傳圣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圣人之心：廣年夜無垠，萬善皆備。欲傳圣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宋元學案·明道學案》)此顯本孟子而言也。”①
風趣的是，朱子曾嚴厲批評此語：“愚謂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圣賢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圣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于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于君而虛夸不實這般，是不唯不克不及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啟其談空自圣之弊。后之學者尤不成以不戒也。”②
上引牟氏文緊接著一段對朱子年夜加撻伐的話：“釋氏本意包養dcard天良，圣人本天亦本意天良(本天即本意天良，非二本也)，亦各本其所本罷了。圣人所本之心是品德的創造之心，是與理為一、與性為一之本意天良。釋氏所本之心是阿賴耶之識心，即晉陞而為‘如來躲自性清凈心’，亦并無品德的、實體性的天理以實之。……至朱子則視‘以心為性’者為禪，此則真成只‘本天’而不敢‘本意天良’矣。是故伊川、朱子只繼承明道義之一半也。”
是心、是性且先放下不論，我們關心的是，牟師長教師認為此段引文“顯本孟子而言”可否成立。
孟子說“先圣后圣若合符節”在《離婁下》：“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往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失意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說的是舜、文王，“地之相往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對道的領會卻是高度分歧，從而能把本身領導國家的任務做得達到圣人境界。現在有爭議的是，為什么“地之相往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圣人們還能高度分歧?牟師長教師主張，圣人傳心；甚至不是傳圣人之心，不過是傳本身的心。
牟師長教師似乎沒有留意到孟子還有一句話：“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從這句話看，孟子既不本天，也不本意天良，而是本民氣之同然，也即全國古今1之心配合認可。圣人得理、得義，并非脫離萬平易近獨斷于心。圣人“先得”萬民氣之所同然。民氣之同然，為本，為“心之正”，為基準。
牟師長教師并非未留意這段話。他在《心體與性體》中講到康德品德哲學時說：“‘純粹感性若何其本身就能是實踐的’，這問題底關鍵正在品德法則何故能使吾人感興趣，依孟子語而說，則是‘理義何故能悅我心’。”[1—p140]無妨把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全段多抄幾句在這里：“故凡同類者，舉類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滿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類似，全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分歧類也，則全國何嗜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全國期于易牙，是全國之口類似也。惟耳亦然，至于聲，全國期于師曠，是全國之耳類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全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
牟氏在這本著作中反復講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卻基礎上忽視了引出這一命題的“理義乃全國古今眾心之所同然、圣人先得眾心之所同然”。他的錯誤年夜致有兩個方面。第一個錯誤是個自古及今廣泛的錯誤，即把“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中的“我”懂得為我本身一個人。如陽明子言及“我心之所同然”時，其語義是他個人的心與前賢個人的心有配合見解。由于這段話有至今未提醒的極其主要的意義，我們詳細詮釋如下：起首要指出，“同然”之指稱是什么?是圣人、我、眾人之心之才能，還是由此才能獲得的判斷或領會?其次提煉兩個關鍵詞：一包養站長曰“期于”、二曰“悅”。
先作簡單剖析。從語文剖析角度看，“同然”當指判斷。然，判斷；同然，共有的判斷。孟子說，心之同然為理、義。又：理、義之表達情勢是判斷，故心之同然不克不及不是判斷。
進一個步驟作義理剖析。“全國期于”的只能是判斷。全國眾人都是同類。既然同類，各種官能(才能，特別指判斷力)都是類似的。正因為類似，所以“全國期于”的對象不會是全國眾人都等待心之才能，只能說是全國眾人都有才能往等待易牙、師曠下判斷。或謂：全國眾人與易牙“口類似”，此為“同類”說意義地點。但是，易牙先得判斷。孟子說，“全國何嗜皆從易牙之于味也?”這個“從”字要緊。這種“全國皆從”，追隨的是易牙先得的對甘旨的判斷。確實，對易牙的“全國期于”證今天下之口類似，即大家的才能類似。可是“同然”不在全國之口包養價格ptt類似，“同然”在判斷(或領會)之分歧。全國之口類似，或謂全國眾人嘗味才能類似，是能夠“同然”的條件與基礎。
說到理、義，乃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我心”是眾人之心，不是我一個人之心。理、義是判斷，只是全國眾人能悅之、不克不及得之；須有圣人先得之、宣示之，眾人曉之、而后能悅之。圣人得之，全國皆從，是全國期于圣人久之。圣人所得，是全國古今之心所共悅。全國古今之眾人，即普通意義上的“國民群眾”，至多可解說為“我們”。某個“我”若要學圣人，不是“我”往直接與圣人同然，而是學圣人怎樣“先得”國民群眾之同然。
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全國古今之眾人能否有感觸感染理義之才能?《中庸》中有段話說：“正人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包養留言板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克不及焉。”由此可以體會，普通平易近眾有才能感觸感染理義。大要只是“蒼生日用不知”，須圣人先得，之后才幹清楚地知。
說到“悅”字，就觸及牟師長教師第二個錯誤：他錯用了康德哲學。他把上述孟子言論依實踐感性闡釋。正確的思緒是，應當把這些話依直感判斷力(！?sthetische Urteilskraft，凡是譯作審美判斷力)闡釋。這里觸及包養平台的是個更年夜的問題，是個嚴重的哲學問題：在論及中國品德時，是按照康德把品德哲學放在實踐感性領域中討論，還是把品德哲學放在直感判斷力領域中討論?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觸及的是共通感(sensus communis，gemeinschaftliche Sinne，康德《判斷力批評》，§40)。“悅”這個詞是關鍵。孟子說的是“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兩用“悅”字，說到理義，也是用悅字。悅，只能是直感判斷力，不克不及是實踐感性。
為進一個步驟討論，這里從牟師長教師《圓善論》中引述相關論證。牟師長教師引述了上引孟子言論之后說道：“這是以足形、嘗覺、視覺、聽覺來模擬心覺之廣泛性。模擬不是嚴格的推理，只是以此喻彼耳。足形是氣化事實上是這般，其雷同是年夜體雷同，即普通地言之皆年夜體這般，此種同(廣泛性)不是嚴格的廣泛性。嘗覺、視覺、聽覺是人之理性年夜體這般，其同嗜、同聽、同美之“同”亦不是嚴格的廣泛性。但心之所同然者(即理與義)之廣泛性是嚴格的廣泛性，而心之‘同然之’之同然之廣泛性，即此心覺自己之同能作此確定之確定活動之廣泛性，亦是嚴格的廣泛性。此種心覺當然是超出的義理之心——純感性的心；而其所確定的理義亦不由外至，而是自內出，即此超出的義理之心之所自發者——此便是康德所說的意志之自律性，立法性，亦便是象山所說的‘心即理’，王陽明所說的‘知己之天理’。”2
牟師長教師說足形、嘗覺、視覺、聽覺之同不是嚴格的廣泛性，我們是批準的。準確地講，情況觸及直感判斷，當然不會是實踐感性意義上的廣泛必定性。所以準確的說法應是足形、嘗覺、視覺、包養網車馬費聽覺之同不是實踐感性意義上的廣泛必定性，而是直感判斷力意義上的廣泛性。
牟師長教師又說足形、嘗覺、視覺、聽覺之同不是嚴格的廣泛性，“但心之所同然者(即理與義)之廣泛性是嚴格的廣泛性”。這種把本身意見強加于孟子的作風實在令人震驚。他進一個步驟斷定，包養管道“此種心覺當然是超出的義理之心——純感性的心；而其所確定的理義亦不由外至，而是自內出，即此超出的義理之心之所自發者——此便是康德所說的意志之自律性，立法性，亦便是象山所說的‘心即理’，王陽明所說的‘知己之天理’。”直截了當地把心解釋為相當于康德哲學的實踐感性。
這里要指出，牟師長教師的論點“其所確定的理義亦不由外至，而是自內出”要緊。這是他對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之詮釋。我們解釋孟子此語，指“同然”為眾人之心之所同然，即圣人自本意天良之外而得。我們不否認，圣人也會從本身心之內而得。問題在于，基準安在?借用牟氏用語：圣人何所本?他只說了兩個謎底：或本天、或本意天良。我們認為還有第三種：本平易近，即本全國古今民氣之所同然。圣人須以眾人之心之所同然為基準。我們這般立論，重要依據即在這個“悅”字。
要講明白牟師長教師之掉誤，須對康德的直感判斷力學說和伽達默爾的相關討論有所清楚。
二、康德的鑒賞學說及伽達默爾對康德的評論
淺表地看，上引孟子言論觸及康德判斷力批評中講的三種分歧的愉悅(《判斷力批評》，§5)。全國之口之同嗜屬于快適的愉悅。耳之同聽、目之同美兩項屬于美的愉悅。心之同然似乎屬于善的愉悅。其實，觸及口胃，單解釋為快適的愉悅似乎不當。不消說口胃在詞源上就指鑒賞(Geschmack，taste，也有譯作“興趣”的；其實，譯作“咀嚼”最為貼切)，美食既是味覺上的快適，也有美的意義。茶葉等級須由專家品嘗確定，由此決定價格。品茶可以懂得作鑒賞。類似的，東方社會有品酒師，品酒也屬于鑒賞。故此，口胃未必可單單解釋作快適的愉悅。這般則口之于味、耳之于聽、目之于色全屬于美的鑒賞。
上引這段話一口氣下來就講到理、義之由包養一個月價錢來，并提出“理義悅心”之說。一旦用了“悅”字，心之同然可否屬于善的愉悅就有了疑問。理義之由來極似可歸結為鑒賞問題。
問題非常明白：講孟子，講儒學，假如要援用康德哲學，是借鑒康德的實踐感性學說，還是借鑒康德的判斷力學說?
朱子在答覆學生問“既云上智何故更有人心”時說，“人自有人心、道心，一個生于血氣，一個生于義理。饑冷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長短、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中庸一》)以康德哲學概念剖析，饑冷痛癢屬于理論感性領域的感覺，惻隱、羞惡、長短、辭遜屬于直感判斷力。唯朱子所說“道心生于義理”不當。道心就是判斷力。不是道心生包養網比較于義理，而是義理生于道心(判斷力)。道心是領會、創生義理的才能。朱子本身屢次講“人只要一個心，但知覺得事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年夜禹謨》)道心是知覺義理的才能，直感判斷力也。
陽明說得更為直接：“知己只是個長短之心，長短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長短，只長短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長短兩字是個年夜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傳習錄》288)“知己只是個長短之心”，明指知己為判斷力。“長短兩字是個年夜規矩”，明言長短二字囊括“惻隱、羞惡、長短、辭遜”諸項，系總說。“長短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長短”，明指知己為直感判斷力。“好惡”即康德哲學“高興和不高興(Lust und Unlust)”，以好惡斷長短，長短即為直感判斷。
牟師長教師之掉，在于從肇端處就依康德論品德講實踐感性斷定，講中國品德也須討論實踐感性。在1992年10月第一版的康德《判斷力之批評》中，在卷首《譯者之言》中牟師長教師聲明本身為什么這般之晚才想到翻譯此書：“吾原無意譯此書，生平亦從未講過美學。處此苦難時代，家國多故之秋，何來閑情逸致講此美學?故多用力于建體立極之學。兩層立法皆建體立極之學也。立此骨干導人類精力于正路，莫急于此世。”[2—pIV]
這就是說，牟師長教師聲明，研討中國品德無需直感判斷力；講論心性學說(為品德建體立極)，直依康德實踐感性批評即可，無需判斷力批評。這是牟師長教師暮年的說法。
對于本文，同時也是對于儒學研討，更廣闊地說，對于品德哲學研討包養網推薦，康德的判斷力批評主要之處在于觸及品德感情的論斷。但在論及品德感情之前，先須把與判斷力相關的一些基礎問題講明白。
眾所周知，康德把判斷力當作知性(又稱純粹感性、理論感性)、感性(又稱實踐感性)的中間環節；對應于心之三種基礎才能中的感情才能、認識才能、欲求才能。希臘哲學之后，東方哲學一向疏忽了一個主要問題：思惟中的創始性的命題是怎樣得來的?例如，我們以物理學為例，一個物理學理論的正義是怎樣得來的?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中的光速不變道理是怎樣得來的?當然不會由理性得來，一定由感性得來。那么，是邏輯演繹得來的，還是歸納推理得來的?用下面援用的康德術語表述，認識才能(有時用感性一詞表達)分為三環節：理論感性(或謂知性)、實踐感性(或謂感性)、判斷力。論及演繹、歸納，那都是在理論感性(知性)領域找謎底。很明顯，不是理論感性，就是判斷力。
康德在前批評期著作中有個年夜膽的說法：使判斷能夠的認識才能是內感覺才能。3這項偉年夜的思惟或出于鮑姆伽登，雖然表述上相當含混。正因為這般，他采取了直感判斷力(！?sthetische Urteilskraft)的說法。這一說法裸露了東方哲學理性、感性二分的窘境：在感性才能中劃出一種“理性的”才能。
這樣，我們就了解，康德在《判斷力批評》上卷中講直感判斷力，雖然他直接講的是觸及心之感情才能的美學。但是我們若把美學(?sthetik)一詞訴諸其古希臘文原義，就可以從美學領域擴展到知識領域和實踐領域，摸索解決科學和品德、法權、宗教等領域中一些迄今未能研討妥貼的問題。是以，我們把這個詞譯成感學或直感學。
康德在《判斷力批評》包養軟體一開始就論斷道：鑒賞判斷是直感的(！?sthetisch)，4并把這個命題作為第一節的標題。這一節與文后四節闡明美的四環節(Moment，凡是譯作“契機”)之第一環節。這一環節的結論是：鑒賞是那種評判才能，評判一個對象或一個表象方法的才能，通過不帶任何短長的愉悅或不悅評判。該對象，一種這樣的愉悅之對象，叫做美。對比以下三個環節分別闡述美的廣泛性、合目標性、必定性，無妨稱此第一環節闡述的是美的直理性。
對本文而言，要指出的是，康德對心之此才能僅僅關乎美，看得太過狹隘了。“通過不帶任何短長的愉悅或不悅的評判才能”能否用于解釋新儒學論品德?只需把這里講的“短長”解釋為“人心”、“人欲”，“不帶任何短長”解釋為消除“人心”、“人欲”干擾，那么這種通過愉悅作評判的才能連到道心就非常順暢，連到“理義悅心”也就非常順暢。
我們這樣立論獲得伽達默爾的支撐。他主張：“認為判斷力只要在天然和藝術領域內作為對美和高尚東西的判斷力才是創造性的，決不是真實的情況。……天然和藝術中的美應當被那彌漫于人的品德現實中的美的整個廣闊陸地所充實。”[3—p49～50]
伽達默爾討論鑒賞問題時起首就令人警醒地點出了一個東方思惟史上的事實：“鑒賞概念最早是品德概念，而不是審美概念。鑒賞概念描寫一種真正的人道幻想。”[3—p44](譯文依英文本作了改動)伽達默爾指出，鑒賞的重要問題既要承認某物是美的，還要關注“整體”，一切美的東西都必須包養sd與這個整體相適應(zu passen hat)。他批準康德區分知識判斷與審美判斷的路數：“鑒賞并不請求每個人都批準我們的判斷(這是知識判斷之請求)，而是每個人都應當與我們的判斷相協調。”(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樣，這是審美判斷的請求，見康德《判斷力批評》第22節——引者注)鑒賞概念表現著一種認識方法，與判斷力一樣，對個別事物作評判時考慮著一個整體，能否這個別事物與一切其他事物相適合(zusammenpaβt，zusamm女大生包養俱樂部en+passen)，能否這個事物也是“合適的”(passend)。“我們必須對此有‘感覺’”[3—p48]。請留意這里的用詞passen，這個詞用來表達某個人衣著能否稱身、某種裝飾能否相配等等。引申用于表達對某個行為舉止的恰當性也無不成。這種對恰當性的表達方法，在本日中國社會的日常語言中經常可以用“得體”代換。包養妹例如“小李這身衣服很稱身”(審美判斷)，“小李穿這身衣服列席明天的會很合適”(品德判斷，不消除其審美判斷成分)，也可以說成“小李明天衣著得體”(完整屬品德判斷)。審美判斷很不難地、絲毫覺察不到地就轉換成品德判斷。合適即得體。“體”畢竟何所指?這里的“體”顯然不是指上文提到的“整體”。整體由多個個別組成，是個聚集的名稱。“得體”之“體”當為一單數詞，當指一個理念，或許“美之幻想”，在品德領域，當指“天理”。
伽達默爾正確地斷言，“但凡想到整體的處所都需求這樣一種感覺……所以鑒賞決不限于……天然美和藝術美，而是包含了品德和禮儀的整個領域”[3—p49]。品德概念不是作為一個整體被給出，或規范地一義性地被規定的。他認為，“用法權和品德的規則調理生涯是不完美的，那樣調理需求創造性的補充。這就需求判斷力，由判斷力正確地評價具體情況”[3—p50]。伽達默爾先從人們熟習的法官實踐講起，法官須正確運用廣泛道理，同時還須在他的裁決活動中使法令在個別案件的創造性應用中獲得補充和發展。他說：“好像法一樣，品德也是鑒于個別情況的創造性而不斷得以發展。”[3—p50]他進一個步驟指出康德關于規定的判斷力、反思的判斷力之劃分不是無條件的。
伽達默爾對判斷力在品德領域的活動之天性或謂實際情況作了進一個步驟的剖析。無論規定的判斷力(按康德的說法，把個別事例歸屬到某個已有的廣泛規則之下)還是反思的判斷力(從個別情況尋找、晉陞出新的廣泛性)，判斷力活動都面對著個別情況。于是伽達默爾把留意力集中到“個別情況”之上。他發現，不克不及把判斷力活動的個別情況局限于某種廣泛規則或廣泛概念的特別事例。“它其實經常是一種‘個別的情況’……一種‘特別情況’，因為它并欠亨過規則來掌握。”對情況的判斷不是簡單地應用廣泛準則，而是“這評判自己一同規定、補充和修改了這準則”。于是他引出下述結論：“一切品德上的判決(Entscheidungen)都要靠(verlangen)鑒賞”，“鑒賞雖然確實不是品德判斷的根據，但它卻是品德判斷的最高完成。”伽達默爾甚至說，“希臘倫理學在一種深入和廣泛意義上就是好鑒賞的倫理學”[3—p50～51]。
從上述伽達默爾學說引申開往看，有著對康德品德哲學批評的內涵。評判一個行為能否品德，若依實踐感性，那就是按廣泛的品德法則決斷這一特別事例正確與否。但依上述說法，某些事務在運用廣泛準則評判它時可以補充，甚至可以修改這已有準則。品德領域的評判活動請求鑒賞參與，要依附反思判斷力。這些說法若移用于講述中國儒學的品德理論，真的會是“如合符節”。
三、康德、伽達默爾論共通感以及天理之由來
至此，本文立論還只講了一半，只討論了心的哪種才能與品德評判相關，還沒有觸及品德判斷(法則或道理)的“心之所同然者”。與本文開端處論題相關的就是：心即理，還是須析心、理為二?
先儒論學所用名詞，以本日目光看，經常是一詞多義，因此在討論時經常由一個意義滑到別的一個意義，不知不覺地“偷換概念”，用語未變，包養網ppt概念變了。這是許多爭執糾結難解的理論本源(或謂語言本源)。因此我們研討時須盡能夠地以本日用語之明確、一義，分化前人用語之含糊、多義。
前文已經區分了心之兩層概念：一是判斷才能，一是判斷。在古人，這兩層意思清楚而清楚；在前人，這兩層意思則混雜圓融。如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罷了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生命之正，而所以為知包養dcard覺者分歧……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這重要就才能而言。又如朱子《年夜學章句》首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這是就判斷(品德道理或法則)而言。陽明曰：“知是心之本體。心天然會知。見父天然知孝，見兄天然知弟，見孺子進井，天然知惻隱。此即是知己。不假外求。”(《傳習錄》8)乃就才能而言，且此處所說才能還須進一個步驟分化。又曰：“若不才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知己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知己，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知己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知己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暮年之論，皆可以不問可知矣。”(《傳習錄》135)此處所說“知己即天理”乃就判斷(品德道理或法則)而言。5“知己即天理”，可見陽明非常明確地混心與理為一，把知覺才能與知覺所得合一；先儒還把知覺才能的分歧部門混在一路。要區分明白判斷才能、判斷結果兩層概念，就要以東方哲學關于共通感的學說為鏡照一照儒學的心性學說。
康德在《判斷力批評》中按照他的哲學慣常思緒對鑒賞判斷作了先驗演繹。用淺顯的語言表述，所謂先驗演繹要做的事是提醒鑒賞判斷在其天性中請求著什么。這個演繹告訴人們，鑒賞判斷雖然是發自某一個個人的主觀經驗，在這判斷的天性中卻請求著一切人的廣泛批準。“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當我鑒定子都美時，這個判斷請求著(不是我請求著，而是這種判斷自己、這種判斷之天性請求著)全國一切人的批準。誰分歧意，他就是沒長眼睛！
並且，這里請求著的廣泛性不是牟宗三師長教師認為的“嚴格的廣泛性”，鑒賞判斷不是有對象的知識判斷，所以請求著的不是“每個人都應當與我們的判斷協調分歧”(《判斷力批評》，§22)。事實上并不存在廣泛性，而是鑒賞判斷請求著廣泛性。這般，怎么能夠會有嚴格的廣泛性！嚴格的廣泛性可以存在于有對象包養合約的知識判斷，也可以存在于基于純粹實踐感性的無上號令，卻不會存在于鑒賞判斷。
鑒賞判斷，即反思判斷、直感判斷，出于直感判斷力。日常語言中“感覺”一詞時有此意義。感覺(德文Sinn，英語sense)這個詞，現在已經被風行哲學糟踐、貶低得不像樣子了。這個詞在東方古典哲學和我國風行哲學中只剩下最低下的包養違法“五官感覺”意義，而在音樂感(Sinn für Musik，sense of music)、風趣感(Sinn für Humor，sense of humour)、語感(language sense)等用語中流露的直感意義都消除出哲學研討。更不用說在sound sense(凡是譯作“健全明智”)一語中傳達的直感意義。6這是風行哲學脫離日常語言的一個典範案例。
在《判斷力批評》中，康德也從語言的日常應用講起。他說，人們經常給判斷力加個某種感覺的名稱，諸如真諦感、正派感如此。人們似乎并不認為這是夠高的認識才能，故而貶稱之為“配合的人類知性”，不過當作“健全知性”看，7加以“通俗感覺”的稱呼(mit dem Namen des Gemeinsinnes)。
Gemeinsinnes(sensus c包養合約ommunis)這個關鍵詞浮現出來了。翻譯是困難的，這個詞意蘊太豐厚了。後面譯作“通俗感覺”，這里則譯作“共通感覺”或“共通感”。康德寫道：“可是，在這sensus communis之下人們必須懂得作一種配合的感覺(eines gemeinschaftlichen Sinnes)也即一種評判才能(eines Beurteilungsvermøgens)之理念”。康德在這里把Gemeinsinn拆解成gemeinschaftlicher Sinn、gemeinen Sinn，8這個關鍵詞的意義立即顯現出來。原來共通感Gemeinsinn的意思是一種已經構成、已經獲得的配合感覺、配合意見、共識。而gemeinschaftlicher Sinn、gemeinen Sinn則意味著每個人都應該具有的(感覺)才能。這種才能，康德直接解釋為評判才能(Beurteilungsvermøgen)。這樣，他就論證了，每個人在作出判斷時，都認定每個別人有著同樣的評判才能，是以本身的判斷應該獲得廣泛的批準。
他的剖析是：“比之健全知性(der gesunde Verstand)，鑒賞可有更多的權利被稱作共通感(sensus communis)；而直感判斷力，比之智性判斷力，更可加以配合感覺(eines gemeinschaftlichen Sinnes)之名。”注曰：“我們可用直感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表現鑒賞，用邏輯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logicus)表現通俗人類知性(宗白華譯作“人們的常識”)。”他對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作了進一個步驟區分。
他的定義：“鑒賞是那種才能，後天地評判那些感情之可傳達性的才能，那些感情與給予的表象(不藉助于概念)結合著。”[4—p138]
隨后，康德就確定鑒賞判斷之客觀性。他的思緒非常清楚：他先討論感覺的可傳達性，隨即從中抽繹出感情的可傳達性問題。其實，在這里就可以引出品德哲學的論據：用鑒賞或謂直感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作為品德道理。可傳達的感情無非是愉悅、不悅二者，用陽明子的話說就是“好惡”：愉悅，好；不悅，惡。陽明曰：“長短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長短”。康德假如在此采取中國哲學路數，就立即引出品德道理。
品德的最高道理，先儒稱之為天理。天理無非就是共通感。前引孟子講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者”不就是共通感么?還會是別的什么嗎?天理就是全國古今心之所同然者。9
伽達默爾在《真諦與方式》的《共通感》節中引述了大批歐洲哲學史史料展現，歐洲思惟中主張共通感為品德基礎的哲學年夜師不勝枚舉，諸如：維柯(意年夜利)、沙夫茨伯里(英國)、柏格森(法國)、厄廷格爾(德國)。
伽達默爾引述維柯思惟指出，對教導來說，主要的是培養共通感。“共通感在這里顯然不僅是指那種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廣泛才能，並且它同時是指那種導致配合性的感覺。”[3—p27]共通感是在一切人中存在的一種對于公道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覺。“精力科學的對象、人的品德的和歷史的存在，正如它們在人的行為和活動中所表現的，自己就是被共通感所最基礎規定的。”[3—p28]
“依照沙夫茨伯里的見解，人文主義者把共通感懂得為對配合福利的感覺包養條件，但也是一種對配合體或社會、天然感情、人道、友善品質的愛。”[3—p31]沙夫茨伯里跟隨古羅馬人的設法，“即那種在人道里包括著優美的生涯方法、包括著領會并培養快樂的人的行為方法的設法”，“共通感中實際包括著一種品德的、也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基礎”，“這就是同情(sympathy)這種精力的和社會的品性”[3—p31]。
“日常感覺(commen sense)概念在蘇格蘭哲學里曾經起了一個實際上是焦點的主要感化。”“……他們又掌握了日常感覺與社會的聯系。”“日常感覺或健全感覺(des commen sense oder bon sens)概念里的品德原因，直至明天依然在起感化，并且使這個概念與我們的‘正凡人類明智’(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es)概念區分開來。”[3—p32]對于柏格森來說，“健全感覺分歧于感覺，它觸及社會環境”，“其他感覺使我們與事物發生關系，而健全感覺則安排我們與人之間的關系”。“健全感覺作為思惟和意愿的配合源泉，就是一種社會感……”，“厄廷格爾明確地把對于一切時間和一切處所皆無益于人的配合真諦的感觸感染作為‘理性的’真諦從感性的真諦區分出來。配合感覺是一種天性的復合物……在19世紀和20世紀喜歡稱之為‘直覺’的東西被帶回到它的形而上學基礎上，即被帶回到在每一個個體里都包括有整體的這樣一種有機性命存在的結構上：‘性命循環的中間在于心靈，心靈通過共通感認識無限’”[3—p37，38]。
緊接著，在《判斷力》節，伽達默爾寫道：“能夠恰是因為18世紀德國這種思惟的發展使得共通感概念與判斷力概念最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健全的人類明智’(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J.Weinsheimer&G.Marshell英譯本譯作good sense)，有時也被稱之為‘配合的明智’(Der gemeine Verstand，J.W.&G.M.英譯作commen understanding)，其特征實際上最基礎是由判斷力所規定的。”[3—p39]他尖銳地指出康德“規定的判斷力”學說面臨的窘境：“實際上，判斷力的活動，即把某個特別事物歸進某種普通東西中，例如把某事認作某個規則的實例，在邏輯上是不成證明的。是以，判斷力由于需求某個能夠指導它的應用的規則而處于一種最基礎的窘境中。因為正如康德所尖銳地指出的，為了遵守這個規則它將需求一個其他的判斷力。所以判斷力普通來說是不克不及學到的，它只能從工作上往判斷，並且在這一點上，它更是一種類似感覺的才能。判斷力是某種絕對學不到的東西，因為沒有一種概念的說明能指導規則的應用。”“康德關于規定的判斷力和反思的判斷力的區分并不是沒有問題的。”“在鮑姆加登那里基礎已完整確定：判斷力所認識的東西是理性的個體，即單個事物，判斷力在單個事物中所斷定的東西則是該事物的完滿性或許說長短完滿性。”[3—p40]必須留意，這里說的是“理性的個別事物自己之所以被掌握，乃是由于在它們那里見出了多與一的分歧性。所以這里不是對于某個廣泛東西的應用，而是說內在的分歧性乃是決定性的東西”[3—p40]。
請留意“內在的分歧性乃是決定性的東西”。伽達默爾明確提出，共通感、判斷力與品德相關，不克不及僅僅局限在美學領域。
“共通感的意義內涵很難被限制在審美判斷上……共通感并不起首是一種人們必須練習的情勢才能或精力才能，而是始終包括了判斷和規定判斷內容的判斷標準的整體。”這里所說“整體”即上述“內在的分歧性”。“健全的感性、配合的感覺，起首表現在它所做的關于公道和分歧理、適當和不適當的判斷里。……被歸給判斷才能的廣泛性最基礎不像康德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配合的’東西。判斷力與其說是一種才能，毋寧說是一種對一切人提出的請求。一切人都有足夠的‘配合感覺’，即判斷才能，乃至我們能指看他們表現‘配合的意向’，即真正的國民品德的團結分歧，但這意味著對于正當和不正當的判斷，以及對于‘配合好處’的關心。”“共通感就是國民品德存在的一個要素。”[3—p41]講到這里，“天理”簡直呼之欲出了。
而康德品德哲學有著全然分歧的后果：“與此相反，康德在其《判斷力批評》里對這一概念的采用則有完整分歧的強調重點。這一概念的基礎品德含義在他那里不再有任何主要的位置。眾所周知，恰是為了反對英國哲學里出現的‘品德感情’學說，康德提出了他的品德哲學。所以，共通感概念被他從品德哲學里完整消除出往了。”“但凡觸及到品德號令的無條件性的東西是不克不及樹立在感情基礎上的，即便人們并不是指個別的感情，而是指配合的品德感觸感染性，情況也是這樣。因為具有品德性的號令的性質，是最基礎地消除對其他事物的權衡考慮的。”[3—p42]10
當然，宋儒稱性理得之于天也有其真實的、確定無疑的根據。天命之謂性，性即理。惻隱、羞惡、辭讓、長短四端皆與生俱來，天之所稟也。再者，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長短之心智也，仁義禮智即天理也，于是天理為我所固有者。這里的邏輯推理關節處在于四端還須存養擴充，不克不及立即就等于仁義禮智。更為要點的問題是：四端擴充到何田地方為仁義禮智?對于先儒來說，怎樣達到心與理完整合一，換言之，即途徑問題，更為主要。但這超越了本文的論題。
四、中國品德哲學：依據實踐感性還是直感判斷力?
康德極力把共通感(鑒賞、鑒賞判斷等等)消除出品德哲學，伽達默爾為此批評康德。現在我們須論證的是：在中國哲學研討中，研討品德哲學，重要不是依據實踐感性，而是須依據直感判斷力。
研討中國哲學的學者都了解直感(或許稱之為直覺)在中國思惟中的意義。對此，牟宗三師長教師有非常清楚的認識。他專門寫了一本書《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在1975年8月出書的《現象與物本身》一書《序》中，他述及該書，聲稱本身“重述康德，引出康德書中所說的智的直覺之意義與感化。并述儒釋道三家，以明其義理非通過智的直覺之確定不克不及說明。如若真地人類不克不及有智的直覺，則所有的中國哲學必完整傾圮，以往幾千年的血汗必完整白費，只是妄圖”[5—p3]。我們完整贊同他主張以直感說明中國哲學義理的論斷，但不得不可惜地說，牟師長教師訴諸純粹實踐感性，而非訴諸直感判斷力，是錯用了康德哲學。按康德學說，在天然領域，認識必須有概念、有(理性)直觀，這般才幹構建現象體(Ph！?nomenon)；在不受拘束領域，要構建存在體(即意會體，Noumenon)或概念，同樣必須有直觀，此處不克不及是理性直觀，故當為智性直觀。可是人類沒有此種直觀，或許神、天使有之，如此。由此可見，牟師長教師拘于康德品德與純粹實踐感性相關之成說，加之是時忽視《判斷力批評》，未能跳出一個步驟看問題，在思緒上犯了標的目的性錯誤，乃至他包養違法的正確洞見未能得出更有價值的學說。
牟師長教師依照康德的思緒聲稱：“品德即依無條件的定然號令而行之謂。發此無條件的定然號令者，康德名曰不受拘束意志，即自發自律的意志，而在中國的儒者則名曰本意天良，仁體，或知己，而此即吾人之性體……。”[5—p3]其實，“無條件的定然號令”大要只要在摩西十誡中才有實現。以最簡單的“不成偷盜”、“不成說謊”、“不成殺人”為例，孔子既講誠，也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此中”；孟子講“年夜人者，言不用信，行不用果，唯義地點”。
當然，討論哲學問題，“舉例說明”不成為法，須對文明基底、主流哲學學說作剖析以獲得證據。上述引文引出了一個主要問題：無疑，意志決定人的行為，換句話說，意志是行為的緣由，康德即以此確認，品德問題須在實踐感性領域考核；但是，品德法則、品德道理卻未必由實踐感性確定。這是觸及文明佈景的別的一個問題：對儒學甚至中國哲學，品德法則或品德道理之來源，能否源自實踐感性，是個待考核的問題，決不克不及想當然地認定它源自實踐感性。
康德所稱的不受拘束意志，即為有品德立法才能的純粹實踐感性。康德以“無條件的定然號令”(即無上號令，純粹情勢的廣泛立法)為不受拘束的證明。康德主張，“純粹感性是實踐的，這就是說，它能夠不依賴于任何經驗的東西自為地決定意志”，它通過自律這個事實做到這一點，“它同時指明：這個事實與意志不受拘束的意識不成朋分地聯系在一路，甚至與它是二而一的”[6—p44]。“不依賴于任何經驗的東西”意即品德號令不含有質料。
但是中國品德的最高道理卻不是純粹情勢的無上號令。起首看一下品德哲學焦點概念之一的“至善”。在東方思惟中，至善一詞源出于亞里士多德四因說，為終極目標之表達。在康德哲學中，至善是個純粹的辯證理念，並且內涵著純粹情勢的品德法則。而在儒學中，至善卻不是純粹情勢、理念。“年夜學之道在止于至善”——此至善為中和。“和也者全國之達道也”，“禮之用和為貴”；和，無過無不及之謂也，須有經有權。可見至善決不是純粹情勢。這般，“止于至善”就不會是“無條件的定然號令”。至善概念在儒學、康德哲學中距離這般之年夜，可以說在最基礎上分歧。
其次的問題是：怎樣認識至善，怎樣在踐行中掌握至善(止于至善)——結合本文主題，運專心之哪種才能，運用實踐感性，抑或運用直感判斷力?這是中國哲學的品德哲學中的主要問題。本文不成能詳細敘述先儒的諸多討論，只指出最為主要的一點，那就是：康德認定可以按邏輯從純粹實踐感性後天地發布品德法則，並且此品德法則是純粹的情勢；但儒學認定，至善是要隨時體認、掌握的。至善即時中，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以處中”。11王陽明亦稱“道無方體，不成執著”。12亞里士多德的至善是靜謐的純粹情勢，永恒地發著光。天理卻是活潑潑地靈動著的道。“非言語所能喻”。東方哲學的discursive路數到笛卡兒達到自覺，明確提出哲學的“明白清楚”準則。按中國哲學的intuitive路數，與其說品德號令不是純粹情勢的、此中含有質料成分，不如說在中國思惟中不曾構成情勢、質料的抽象割裂和對立。這種情況可以看作中國思惟境界較東方思惟更高之證據。無論若何，對中國哲學而言，“品德即依無條件的定然號令而行之謂”是不克不及成立的。“發此無條件的定然號令者，康德名曰不受拘束意志，即自發自律的意志，而在中國的儒者則名曰本意天良、仁體，或知己，而此即吾人之性體”，這直可謂之荒謬。或許正因為中國思惟不曾把情勢、質料這對概念抽象化，拔高為最重要、最基礎范疇，才構成圍繞直感判斷力建設品德哲學的局勢。
此處朱子和陽明說的“體包養app認”、“體究”，全屬直感判斷力或謂反思判斷力。牟師長教師認定為直覺，極其正確。惋惜的是歸結到純粹實踐感性，說為“智的直覺”(智性直觀)，誤矣！設若調整思緒，把直覺一詞換位到定語，意欲換成感情(實踐領域換成判斷力領域)，從直感判斷力進手，就準確掌握住解說中國品德哲學的心之才能。
此處恰是指出情(情感)與感情區別的合適地點。康德哲學論感情才能為直感判斷力，重視討論感覺與感情之區別。如舌知咸、淡為感覺才能，知能否味和則為感情才能即判斷力。但于情感與感情之區分則留意甚少，與中國哲學比擬，差之甚遠。蓋惻隱、辭讓(或辭遜)、羞惡、長短，程朱皆曰情，戴震斷為心；喜怒哀樂亦稱為情，或再擴年夜至愛惡懼曰七情，13本日皆稱之為情感。情(情感)皆有多種，且每種有或連續或斷斷續續的分歧水平。康德哲學中的感情概念則只要兩種：高興與不快。情或情感之某種水平，得當的水平，由感情才能感應為高興；未達得當水平，其感應均為不悅。不悅包括惡感，卻未必是惡感。
陽明有一言有助于領會康德哲學“高興(Lust)”感情一詞之意義。“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年夜故于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師長教師曰：‘須是年夜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便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傳習錄》292)遇年夜故須年夜哭一番方心安，乃《中庸》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意思。此處“樂”字與康德哲學“高興”感情相當。“心安”便是判斷，為高興之內涵。西子捧心，美也；觀看者決非以彼之苦楚為高興。
區分了情、感情，則先儒所謂心、性、知己就其知覺才能意義上說，則無情與感情兩義。現吾析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曰：惻隱，情也；惻隱之心，感情才能也；惻隱之情由知己(心，其感情才能或謂直感判斷力方面)掌握得當即為仁。余辭讓、羞惡、長短類推之。
依直感判斷力解讀孟子，就能領會到孟子已經提出的完全品德學說；但是先儒僅僅截取其一半，丟失落了下面的一半。丟失落的這一半就是共通感，即本文後面援用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孟子當然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掉之。”(《告子》上)但是又說心僅僅具“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仁義禮智之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缺乏以事怙恃。”“擴而充之”極其要緊。這就是說，孟子雖然說“萬物皆備于我”，其實與生俱來所備有的是四端罷了。必須存養擴充才可以生長、達到仁義禮智。德者得也。存養擴充猶如植物自種子嫩芽到成株的生長。
于是出現一個嚴重問題、最基礎問題：擴充到多麼水平才算仁義禮智?須知過猶不及。且看陽明的說法：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克不及堪。師長教師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便是私衷。人于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貫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略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怙恃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逝世，方快于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圣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成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天包養俱樂部然增減分絕不得。”(《傳習錄》44)
此處的要點在于“調停適中”四字。“調停”向誰往調停?以什么為基準調停才算是適中，才算是無過不及?宣布“天理自有個中和處”不難，落到實處則難矣哉。難在憑一己之心難掌握分寸。孟子說得非常明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參之前此所說口之于味、耳之于聲、目之于色，意思是全國古古人人皆有此判斷力；此判斷力之判斷結果均同（即每個人的判斷均有與別人的判斷協調分歧之能夠性）；且一定已然協調分歧了；圣人者，之所以為圣人，在于能夠“先得”眾心之所同然。無疑，基準是全國古今眾平易近之同然。圣人之感知一定與眾人分歧，來由是“圣人與我同類者”。圣人之“不學包養意思而能”當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孟子在此沒有說圣人是獨得于己心，還是默察眾平易近之公志而取之。這就留下一個解釋的余地。或解釋為圣人以己心獨斷，則自然合于眾平易近之同然。此明道之說也。朱子嚴厲批評，蓋出于不克不及假設人主必定是圣人，人主之心必定如圣人“廣年夜無垠，萬善皆備”。明道之說，難免導人主“談空自圣”、師心自用、肆意妄為。
這樣看來，怎樣解釋孟子的思惟是極其主要的。孟子從來不消明道告神宗的口氣說話。孟子對當時的諸侯講話像授課，從來未把他們假設為圣人。現在的問題是：圣人是怎樣先得眾心之同然的?擴充到多麼水平才是恰當的?
孟子這段話是關于直感判斷力的陳舊的經典論述，有後人未留意的主要意義。要講心性論，決不克不及忽視這段話闡明的基礎道理。孟子的話與本文後面所述康德、伽達默爾關于直感判斷力的論述“若合符節”。圣人或許獨斷于己心。圣人或許以己心之獨斷請求眾人與己協調。但是，無疑結果必須是全國協調分歧。也就是說，一定有一個全全國的協調過程。不僅眾人瞻仰圣人、“期于”圣人，圣人包養感情也會默察眾志而后開口講話。當平易近眾中出現不合時，人們都希冀一個裁斷時，圣人開口豈能不察眾人之志?14
《周易·系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肅然不動，感而遂包養違法通全國之故。”感而遂通即察眾志而取其和，隨時感通即止于至善。這般則平易近服。
陽明曰：“全國古今之人，其情一罷了矣。先王制禮，皆因情面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寄鄒謙之·二·嘉靖丙戌》《王陽明選集》)“因情面”三字真得孟子之意也。“情面”決非一個人之情，一定為眾人之情，而此“中”必由圣人斷得。“因情面而為之節文”全然是“經驗的”。當然不屬純粹實踐感性，而屬直感判斷力(反思判斷力)；當然不是眼耳鼻舌身感覺經驗，而是直感經驗。此乃“調停適中”包養條件過程。“長短只是個好惡”，更是直截了當地從直感經驗規定品德上的長短。儒家論品德何與實踐感性哉?！
陽明又曰：“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正人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知己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知己，正人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逝世則逝世，考慮調停，無非是致其知己，以求自慊罷了。”(《傳習錄》170)“集義”從何處集?自外、自內?能否必須考慮及眾人之情實?“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與朱子“事事物物求是往非”說頗相合。“考慮調停”，“集義”之注解也。考慮何物而調停之？自外、自內?
義內、義外之辯，即義在心內抑或在心外。誠然義在我心之內，然則不單在我一人之心內，而在人人之心內。本日之我們不用取此含混其辭之說，而以了了準確的共通感解說。義仍在心內，可是在眾人心內，為共通感，即協調得一之直感判斷；圣人先得之罷了。圣人包養網比較善得之，此圣人所以為圣人者。上述解說雖借康德、伽達默爾學說補足之，卻仍遵照先儒之法，力圖心安，15自慊罷了。
總之，本日解說先儒學說，當以本日對哲學問題的懂得行之，方奏發揚光年夜、溝通中西之功。以實踐感性甚至純粹實踐感性解說，顯然不當；以直感判斷力解說，則若合符節。康德局限于在感覺、感情領域研討直感判斷力，故僅得對美的學說；伽達默爾批評康德局限性，提醒了直感判斷力對品德哲學之意義；吾今以我儒學為范例，在情感、感情領域申說直感判斷力，遂證明直感判斷力應用于品德領域之正當性。吾今析知己(心、本意天良)為情感(情)、感情(直感判斷力、反思判斷力)，再依孟子補充一共通感，共三環節，先儒諸說則可安置妥貼，亦為斷朱、王之短長供給判據。至于“心具眾理”說，別有“人為一文明的存在物”解釋。當為另文釋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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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德.判斷力之批評(上冊)[M].臺灣：學生書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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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德.判斷力批評[M].北京：國民出書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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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德.實踐感性批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注釋
1[1]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海古籍出書社，1999年12月第1版(上冊)，68頁。明道語見中華書局《宋元學案》第十三卷《明道學案上》，1986年12月第1版(第一冊)，560頁。
2[2][雜著]《記疑》，四川教導出書社《朱熹集》，1996年10月初版，卷七十，第六本三六八○頁。朱子記錄引語出處曰：“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愚見不克不及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正人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丙申為淳熙三年，是年朱子四十七歲。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斷曰：“三月旬日，作《雜書記疑》，批評王蘋佛說。”束曰：《雜書》指周憲所記之《震澤記善錄》，卷上554頁。又：郭曉東《識仁與定性》對此語出處及意義有詳細討論，見第102頁以下，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版。
3(1)就原文看，孟子只講到全國，未言及古今。本文講“全國古今”，取自朱子、陽明。朱子《中庸集注》：“達道者，循性之謂，全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達道者，全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是也。”“謂之達德者，全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陽明曰：“全國古今之人，其情一罷了矣。先王制禮，皆因情面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寄鄒謙之·二·嘉靖丙戌》《王陽明選集·上》(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第202頁。陽明此語真本孟子而言者。本文取朱子擴展孟子“全國”為“全國古今”，但不取朱子對性、道之用等等的解說。
4(2)牟宗三：《圓善論》，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7月第一版，第30頁。唯有一點須留意，康德并不以此“意志之自律”為吾人之性；他亦更不以此不受拘束為吾人之性。其故盡在他只以感性說意志，而不以心說之，而于作為實踐感性的意志以外，又別說一感觸感染性的良知，而此良知卻不是品德底客觀基礎，卻只是感觸感染品德法則(感觸感染義務)之影響于心這感觸感染上的主觀條件。凡此皆異于孟子、象山，以及陽明。
5(3)A Kant Dictionary，Howard Caygill，Blackwell Publishers，1995，p.258’inner sense’條，又參見《康德著作選集》中文第二卷67頁，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2月初版。
6(5)陽明此處所謂“致知”，乃一評判活動。此語與康德《判斷力批評》論美的理念一段頗相合，見該書§17“美的幻想”，鄧曉芒譯本第68頁：“最高的典范，即鑒賞的原型，只是一個理念，每個人必須在本身心里把它產生出來，他必須據此來評判一切作為鑒賞的客體、作為用鑒賞來評判的實例的東西，甚至據此來評判每個人的鑒賞自己。”
7 Der gemeine Menschenverstand，als bloβgesunden(noch nicht kultivierten)Verstand，第40節，鄧曉芒譯本135頁，并參考宗白華師長教師的譯文“人間的常識”、“單純的健全常識”
8伽達默爾在《真諦與方式》中援用gemeinen Sinn時，直接解釋為判斷才能。他把共通感Gemeinsinne解釋為配合意見，即孟子所說眾人的“心之所同然者”。伽達默爾極強調此中包括的品德哲學意義。參見洪漢鼎中譯本上冊41頁。
9張橫渠曰：“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全國之志之理也。”“‘在包養女人帝擺佈’，察天理而擺佈也。天理者時義罷了。正人教人，舉天理以示之罷了；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張載：《正蒙·誠明篇第六》，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8月初版，第23頁)“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缺乏盡，至于眾人之心統一則卻是理義，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平易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為天命。”(《張載集》，第256頁)張子此語真正繼承孟子理義悅心學說，道破天理之所以為“天”之機密地點。天理之由來無他，全國古今民氣之所同然也。不講透這一點，孟子“平易近本”政治思惟就顯得空洞淺薄無根，掉往哲學基礎。持類似學說者還有戴震：“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全國萬世皆曰‘是不成易也’，此之謂同然。”(《孟子字義疏證》“理”4)
10(12)見《傳習錄》66。陽明把天理同等于中：“……無所不中，然后謂之年夜本。無所和睦，然后謂之達道。惟全國之至誠，然后能立全國之年夜本。曰，‘澄于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傳習錄》76)請留意，這里講的是怎樣實現天理。陽明曰“不成謂未發之中凡人俱有。”(《傳習錄》45)此語裸露了他的理論困難，但超越本文論題范圍，當另文討論。
11(13)朱熹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卻似近仁義。”曰：“固有類似處。”(《朱子語類·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第四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1297頁)大略觸及人事的情感與品德相關。朱子此說當深究之。
12(14)參考《判斷力批評》第48節以下論天賦；第60節論社交性、教養之傳播。
13(15)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于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往，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恰是告子義外功夫。’某以為否則。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似告子外義。”(《朱子語類》四冊，1264頁)又說“但心安后，即是義理。”(《朱子語類》第一冊，155頁)以“心安”為義理，心安即康德所謂Lust，共通感也。
14(4)！?sthe包養合約tisch凡是譯作“審美的”，也有譯作“理性的”；鑒賞判斷或譯興趣判斷、咀嚼判斷。
15(6)確切地說，此處sense當指直感判斷力。這里的sense顯然不宜譯為“(五官)感覺”。sound傳達了與別人協調的意思，否則就不克不及叫做健全。德文中Sinn同樣有直感判斷力意義。
16(10)可與宋儒主張的“有經有權”作個對比，足見儒學不克不及主張品德號令之無條件性。
17(11)朱熹《年夜學章句》：“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中庸之道、無過不及，而平凡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正人……能隨時以處中。……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凡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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